【建党百年“她故事”（14）】逃婚参军报国的大个子“凤姐”——易凤英

1937年12月，易凤英（前）参加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北上前留影

易凤英小的时候，父母做主把她许配给了西南村一个鞋匠的儿子。易凤英懂事后，死活不肯。随着年岁增长，男方催着完婚，易凤英父母也朝夕劝说，但易凤英宁死不从。

1931年的一个夜晚，风大雨急。易凤英一路跑到义江边的泗江渡口，才发现因河水猛涨已封渡。走投无路之下，她敲开了渡口边一秦姓艄公的门恳请帮忙。艄公同情她，连夜将她送到五通镇。之后，易凤英跟着到桂林做大米生意的商贩抄小路到了桂林。易凤英先寄宿在亲戚家，后通过亲戚调解，她父亲同意她留在桂林，并进入小学读书。

1934年，易凤英小学未毕业，便越级考入桂林女子中学。两年后，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爆发，易凤英参加了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并到南宁参加了第一届学生军。“两广事变”平息后，学生军解散。易凤英在这期间因表现突出，加入了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学刚毕业的易凤英又参加了第二届广西学生军。集训时，易凤英因为年纪稍长，身材较高，敢说敢做，又参加过第一届学生军，就被指定为女生队第一班班长，大家都称她“凤姐”。1937年12月14日，她与学生军一同北上抗日。

获周恩来邓颖超接见

当广西学生军抵达武汉时，国民党政府机关已从南京搬迁到武汉，中共也在武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这里已成为全国抗日政治活动中心。

易凤英热爱读书，武汉鳞次栉比的书店让她兴奋。每天她都和同伴们走上街头，如饥似渴地阅读抗日救亡丛书、革命文艺小册子，这让她大开眼界。然而，学生军的大队长担心学生军被“赤化”，不准他们随便外出，并设岗哨监视。

为打破桎梏，易凤英决定直接找白崇禧申诉。一天傍晚，易凤英和几个同学假装散步，溜到了武昌蛇山公园下的白崇禧官邸。她们没有见到白崇禧，但见到了他的秘书谢和赓。巧的是，易凤英在桂林搞抗日救亡活动时与谢和赓有过接触，此人真实身份是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热情地接待了易凤英。

过了几天，学生军大队长便换了人。白崇禧也亲自来到学生军驻地，训斥大队部干部“不懂青年要求进步”，并表示“可以邀请各党派爱国人士来演讲”。此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中共重要领导人，沈钧儒、郭沫若等知名人士都曾为学生军作过演讲。

距离开武汉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易凤英等党员仍没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因为广西学生军随军行动，流动性大，难以与广西地下党取得联系，他们就希望与驻地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在广西学生军内部建立党支部。

一天，广西学生军集体参观武汉名胜古迹，易凤英和同学莫如珍趁机脱队，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没想到，在楼梯口迎接他们的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笑盈盈地招呼易凤英两人上楼坐下。两人详细汇报了学生军的情况，并提出了建立党组织的请求。周恩来与邓颖超听后，亲切地关照她俩在学生军党支部未成立前，原有党员可组成党小组，秘密联系，有事商量着开展活动。在广西学生军离开武汉前，八路军办事处指示：待学生军到安徽后，上级党组织会派人联系，接应党组织关系。

这是一次关键的会面。后来在安徽鄂豫皖边区抗日前线，学生军能成立党支部，正是这次会面打下的基础。 

1938年4月，广西学生军抵达合肥，易凤英进入第二中队，在大别山一带做战地宣传和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5月传来好消息：中共长江局指示、安徽省工委决定，批准广西学生军成立中共支部。易凤英当选为支部干事会干事。

战事愈发紧张，易凤英随军转入安徽立煌，并被派往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任常委。她斡旋于桂系高级军政官员间，省动委会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1939年秋，大别山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中共鄂豫皖区委决定将大别山地区可能暴露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撤到新四军根据地，并安排易凤英接替中共鄂豫皖区妇委书记孙以谨，主持妇委工作。

1940年春，易凤英等地下党员开展活动越来越困难，上级指示学生军支部全体党员迅速转移。适逢三八妇女节，党支部决定以学生军外出慰劳广西军的名义公开出走。

3月8日，易凤英带队伍向皖东方向撤退，意欲穿过广西军警戒线。面对哨兵，易凤英故意亮出胸前佩戴的胸章，用桂林话答：“自己人！我们是广西学生军，上头派我们来慰劳兄弟们。”腰间系着手枪的易凤英，见到连长时又用桂林话和对方套近乎，一打听，知道对方是两江人，真是“老乡见老乡”。易凤英便说：“连长辛苦了！我们代表总司令向你们问好。”寒暄几句，连长便恭恭敬敬地将他们送出了哨卡。过了封锁线，大家趁着夜色，加快步伐，最终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撤到根据地后，易凤英被分配到地方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易凤英奉命随新四军三师赴东北战场。因长期工作繁忙，且日夜兼程随部队北上，她的身体日渐衰弱。1946年春，易凤英在山海关附近被病魔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