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党史】开辟柳州城市工作新局面

1946年8月，魏南金抵广州向中共广州市委书记黄松坚汇报工作。黄松坚认为魏已暴露不宜再回广西，将他调到粤赣湘边工作。同时任命陈枫、李福海为中共桂柳区正副特派员，接替魏南金在广西的工作。陈枫、李福海先后于9月9日、10月5日抵达桂林，迅速接收了魏南金在广西建立的党组织关系。他们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将桂林柳州、八步、平乐党组织改为特派员制，并对部分领导成员作了调整，在严格进行思想、组织整顿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

1947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指示，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桂林成立，陈枫任书记，李福海为组织委员，路璠为宣传委员。桂柳区工委由香港分局城工委管辖，负责领导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的城市工作和桂北、柳北桂西北及桂中的象县、修仁等地区的农村武装斗争。桂林是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敌特控制很严，在桂林的中共组织曾遭到过敌人的破坏。出于对领导机关安全的考虑，陈枫决定将工委机关迁到柳州。这是因为柳州地处全省中心，中共柳州地方组织自1937年恢复活动后，一直采用隐蔽和合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领导柳州人民开展各种斗争，有较好的组织基础。10 月，工委机关迁到柳州，机关驻地设在今曙光东路，吴素梅为工委秘书驻守机关。1948 年3月因被可疑分子盯梢，工委机关迁到今曙光西路。

工委机关迁到柳州后， 正值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在敌我斗争日益尖锐、激烈的情况下，为保存组织，长期坚持城市斗争，中共桂柳区工委于1947年12月18日发出《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通知》，要求每个党员“在会议、工作、接头、通讯、处理文件、生活习惯、日常学习、居住、言论等，都必须注意隐蔽,注意作风，不得暴露党的面目”。同时要加强内线工作与反特斗争，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秘工条例》的贯彻执行，使四市党组织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避免了不应有的损失。

1948年2月14日至3月5日，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熊柳生家召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桂林、柳州、南宁三市和柳北、都宜忻、象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因会议还负有对各地党组织负责人进行培训的内容，故又称为“昆仑山”(桂柳区工委的代号为“昆仑山”)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办班的地点是桂柳区工委书记陈枫亲自选定的。中共党员熊柳生的家是当地首富，有一座三层的炮楼可供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住宿和进行学习活动；其叔父熊天元是对革命持同情态度的国民党柳江县政府参议员，可以成为一种保护色彩；而且水灵村离柳州不远,来往方便，是个理想的开会地点。开会时间选在学校放寒假、群众热闹过春节之际，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因为熊柳生是广西大学的学生，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同学名义来他家拜年后，在熊家住下温习功课，便于掩人耳目。

会议由陈枫、路璠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吴师光、韦纯束、韦勋猷、黄绍亮、陈乐思、郭其中、梁健、莫江白、何文、梁山、胡习恒、熊元清、熊柳生。会议主要内容有:(1)传达、讨论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2)系统地学习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3)对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4）讨论和研究了开展农村工作和武装斗争的问题；(5)讨论和研究了开展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问题。经过学习讨论和认真研究，会议作出了《加紧努力，迎接新形势》的决议，制定了“严密组织，巩固自己的阵容,大胆放手发动斗争，深入下层，依靠群众，加紧积蓄力量，争取时机到来”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一切工作布置都是为了发动武装斗争，迎接解放军南下”的口号。会议还针对城市工作日益重要的特殊情况，专门起草了《城市工作》文件，系统地阐明了城市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方针和方法。在城市党组织的建设问题上，文件特别强调要在工厂建立工作据点，发展党员要以工人、城市贫民为主，以逐步改变在城市党员中知识分子占多数的现状。会议期间,陈枫和柳州党组织负责人梁山、胡习恒、熊元清共同研究柳州的城市工作,对如何发展和扩大党和党的外围组织，如何从经济斗争过渡到政治斗争，如何配合农村的“反三征”和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相关的决定。

为了筹集因党的活动不断扩大而急需的经费，会议还发出了号召党员献产的《告同志书》，并制定了《党员献产办法》。许多党员节衣缩食,将所节余的钱交给组织,有的党员甚至变卖家产，为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熊柳生就动员其母亲先后卖去家里的水田100多亩，将所得全部交给党组织。

这次会议是中共桂柳区工委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役转向战略进攻,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重要时刻，为使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认清形势,跟上全国革命进程的步伐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使桂柳区工委所领导的各地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及工作能力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保证城市工作和农村武装斗争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2月，中共桂柳区工委在柳州领导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为日后的城市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948年底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党的工作据点增加了16个，党员增加了一倍， 共计有208名党员，其中柳州市有78名党员。

抓住有利时机,开展群众斗争。这些斗争主要有1948 年5月的广西大学学生为争取所有学生享受公费待遇和南宁师范学院营救被捕师生的斗争；6月，柳州中学学生开展反对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唱进步歌曲的斗争;9月，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增收学习费用的罢课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各市党组织在桂柳区工委的指导下，注意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保证斗争取得胜利，又不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受到损失，使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进一步增强。

积极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1948 年2月，中共桂柳区工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支援农村武装斗争的决定后，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四市党组织输送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爱青会员、学生联合会会员和革命青年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这些同志大多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成为各地游击队的骨干。各市专门建立或帮助各地游击队在市内建立了一批联络站，接待来往的游击队领导人、伤病员和其他人员；积极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捐献和采购物资,为农村武装斗争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建立秘密印刷所，编印革命宣传资料。为了保证中共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决议、方针、指示能够及时地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陈枫于1947年9月派党员陈乐思到柳江县成团乡水灵村熊柳生家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这个印刷所里，除了翻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武装斗的几个问题》和桂柳区工委《七月决议》等重要文件资料外，还收集《大公报》、《时代日报》等各种进步报刊的新闻资料和解放战争电讯消息，将这些消息编写成油印小报《斗争报导》，由交通员将这些印刷品分发到各地。1948年2月，还为在此召开的桂柳区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刻印文件和资料,为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帮助。同年夏，印刷所转移到更隐蔽更安全的柳江县广源乡双冲村，因该村村长和小学校长均为中共党员欧敏士担任,为掩护提供了很好地帮助。双冲村离市区七八里路,便于领导和联系。后因负责印刷的党员撤回城里，该印刷所也一同迁回城。